看了《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——三餐》有了新的认识。“一日三餐”对今人是平常事,对古人来说,到了宋代才普遍起来,原先是一日两餐制,上午下午各一餐。在此之前,只有大户人家才一日三餐。
三餐是再普遍不过的了。三餐在街巷,在居家,三餐有小吃有特色,有手工和技术,有心有意有感情,在当下回家吃饭赋予了三餐新的内涵。
先来看宋人对饮食的讲究,“凡饮食珍味,时新下饭,奇细蔬菜,品件不缺”。对饮食的精致追求,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,《东京梦华录》“饮食果条”,《梦梁录》“分茶酒店”条、“面食店条”、“荤素从食店”条、《武林旧事》“市食”条,都罗列了长长美食、小吃、点心名单,数也数不过来,堪比当今的五星级大酒店的食谱。
宋朝粮食产量的剧增,使得“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”。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,开国初年,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,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,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。
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“粮食”,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。从此之后,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“刚性需求”,与汉唐相比,宋人的“血性”明显不足,“弱宋”之论由此而生。
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,五代及宋代初期,香巴王国(今越南北部)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,它一年可有两熟,甚至三熟,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,从而引发了一场“粮食”。
据《宋代经济史》作者漆侠的计算,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,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,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,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。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,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,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。
食物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,食物的变迁始终伴随着人的脚步,一部食物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的缩影。宋朝(960——1279年)农业产量激增,商业急速发展,地区间贸易扩大,饮食和饮食文化成为宋朝中国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。
北宋首都开封以其南系餐馆而著称,这些餐馆能提供原生态的淡水鱼和海鲜,大米也从南方运来,此外还提供红肉、家禽、和小麦面条等常见的北方菜,都城迁至杭州后,餐馆具有区域特色,从远方采购食材的潮流越演越烈,能满足当地和外来商人的需求。
如著名的宋嫂鱼羹、羊饭、慈寿宫前熟肉、杂货场前甘豆汤,这只是几个例子。宋朝公共餐饮场所之多、饮食种类之繁多、口味之精致。苏东坡有诗云:“酸咸杂众好,中有至味永。”
饮食,是日常生活,更演化为一种文化,吃什么,像什么,怎么吃,怎样的人。河南人至今偏爱羊肉汤,正是源于千年以前宋朝饮食文化中偏爱羊肉的风俗。“东坡肉”也是浙菜、川菜、鄂菜等各大菜系的传统菜,据说是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闲来无事,瞎琢磨出来的,这又说明了什么?
(孙晓明)
作者系中国粮食行业协会、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
请收藏:https://m.xuanfengkuang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