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交家的先驱,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,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。
郭嵩焘在“马嘉理案”发生后,被派为钦差大臣到英国“道歉”,并任驻英公使。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,顿时引起轩然大波。因为千百年来,中国人都认为中华文明一直是光芒四射,引得“万邦来朝”,其他国家都应该定期派“贡使”来中国朝拜,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。。”
多数人认为出洋即是“事鬼”,与汉奸一般,有清流专门编出一副对联骂郭嵩焘:“出乎其类,拔乎其萃,不容于尧舜之世;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,何必去父母之邦!”当时守旧情绪强烈的湖南士绅,更是暴怒,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,要开除郭嵩焘的省籍,甚至扬言要砸郭宅,可见守旧的老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!
在驻英大使任内,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得到李鸿藻等清流派的支持,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,不断向满清朝廷打郭嵩焘的“小报告”,列出种种“罪状”。如有次参观炮台,天气骤变,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。刘锡鸿认为“即令冻死,亦不当披”。当巴西国王访英时,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,巴西国王入场时,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。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,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,因为“堂堂****,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”!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都是罪过。更严重的“罪状”,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,向英国人妥协。对于刘锡鸿的陷害,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,竭力为自己辩诬。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,无法调和,朝廷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,本来清流还力主将郭嵩焘查办治罪,后在李鸿章、曾纪泽的竭力反对下,才不了了之。
1879年郭嵩焘离开伦敦,启程回国,请假归乡,次年回到故乡长沙时,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帖,指责他“勾通洋人”。不久,朝廷便诏允其休,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,只有李鸿章依然对他很欣赏,容闳创办了《华报》,李鸿章便推荐郭嵩焘当主笔,他的文章早就名言天下,极力宣传在英国担任驻华使节时的所见所闻,指出中国发展工商业才是出路,得到李鸿章的赏识,《华报》在天津和北京的影响力迅速扩大,在武昌、长沙等地也有卖。
于是,李经述对容闳说:“我今日来,也正是为了此事,容大人在总理衙门,还希望你和郭嵩焘大人主笔,在《华报》上,将议和的真相广而告之。”
容闳点点头,不过他叹了一口气道:“真相有时候不重要,人都是很固执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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